日前，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资源环境处处长吕学都在中国科学院“交叉科学论坛”上表示，国际社会治理全球气候变化所采取的行动对策是对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大量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签定的协议。中国将采取何种形式，选择什么时间承担二氧化碳的减排义务，亦需要仔细认真的研究，政府决策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结果作基础。
据介绍，全球气候变暖是科学家们长期跟踪调查环境变化得出的结论，并为国际公认。由于这一变化将导致地球海平面上升，冰川减少，温带北移，植被变化，因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外交问题。为保护环境，遏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签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实施公约的补充条约《京都议定书》。
吕学都作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候补委员曾参加多国谈判。他介绍，最近100年是近1000年全球气候变化最显著的时段，而最近20年又是近100年全球气候变化最显著的时段，并且未来100年的气候变化预计仍十分显著。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各国采取的态度基本一致，那就是可接受的治理环境的方式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自己的利益。同样，对于我国来说，气候变化的治理协议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吕学都说，全球气候变化与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及其能源工业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虽然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总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国际上要求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呼声日益扩大。
就全球范围看，因全球气候变化而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将极大促进世界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提高能源效率等技术也将随之得以长足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可以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一部分先进技术成果和资金资助。但同时，我国也需在减排温室气体方面调整能源结构，限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开发和应用节能和新能源技术。如果近期被迫采取减排活动，对我国化石能源工业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据吕学都介绍，从经济角度看，世界范围的二氧化碳减排对各国影响不一。目前美国每减排1吨二氧化碳，约需200到300美元，日本约需200美元，中国需要30美元左右。当前，中国尚无需承担减排义务，从而赢得一定经济积累和技术开发的准备时间。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都是二氧化碳主要排放者，占总排放量的70％－80％，势必应承担更多减排义务。他表示，眼下中国不可能承诺二氧化碳减排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