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一项关于“部分禁烟还是全部禁烟的立法讨论中”，84%的受调查者要求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透露一项调查显示，公众对控烟立法表示非常支持的比率达61.93%。如果以国家烟草专卖局这位官员的标准，岂不是说超过六成的国民都是“卖国贼”。当然，流氓的心中只有自己心中那一点“流氓目标”，他们奉行流氓是流氓者的通行证，不仅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言论是否有理有据，而且也会不择手段地给阻碍自己目标的人“扣帽子”、“打棍子”。
在中国全面控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数据已经说明的很充分了。2008年11月19日，中国被参加国际控烟大会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控烟的民意已经具备，真正的障碍，国家烟草专卖局这位官员实际上也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财政有“烟瘾”，烟草税收来得太容易，政府没有动力去转型、去调结构，去下决心立法控烟。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国政企不分、垄断的烟草专卖，一方面他们掌握话语权，误导舆论；另一方面，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上的控烟措施，他们都会轻而易举地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和烟农。
如果你在百度的搜索引擎里面输入“控烟”两个字，除了两千多万个网页，你可以看到列举不完的，诸如这样的新闻标题：《美国参议院通过严厉控烟法律》、《巴西政府实施严厉控烟措施》、《世卫组织将出台更严厉控烟措施》、《肯尼亚考虑出台更严厉的控烟措施》、《南非控烟不手软新法案将更严厉》……越来越严厉的控烟，已经是各国政府的共识。我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时间一晃过去了6年，我国的成果除了烟民绝对数量继续上升、烟草广告依然横行之外，还多产生了几个“烟草院士”。烟草并非人类生存与生活所必需，加上其有害健康，因此，控制甚至禁烟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基础，也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撑。就此而言，烟草局官员“控烟是在卖国”的言论显然只是发飙之语，其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错误与现实荒谬。
控烟是为民众的健康与利益考虑，这一民众基础决定了，控烟非旦不是卖国，而且是一种典型的爱国之举。一方面，广大民众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保护民众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损害民众健康与利益，就是损害国家健康与利益。就此而言，不控烟恐怕才有卖国之嫌。另一方面，烟草业确实为国家带来了利税，但有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烟草所产生的危害以及这种危害带给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收益。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日就有2000余人因吸烟而死亡，这个数字背后，民众损失了多少，国家损失了多少，医疗资源损失了多少，烟草局的官员调查过吗，心中有数吗？
不过烟草局官员“控烟是在卖国”的强悍之语，也一语道破了诸多“天机”，道破了控烟的阻力所在，为我们提供了有效控烟的思路。
一是控烟难，难在解决国家的烟草依赖。2011年，烟草业仅上缴财政的利税就达6001.18亿元，占到财政税收收入的8%以上。正如烟草局官员所说，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因此，控烟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显然是国家的决心。国家要有壮士扼腕的勇气，要有逐步摆脱烟草经济依赖的决心。
二是控烟难，迫切需要协调好各方利益。控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目前的烟草产销链下，控烟不可避免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烟农和烟草业从业者。因此，引导烟农种植转向、解决好烟草企业从业者转业等问题，显然不能被排除在控烟工作之外。
三是控烟的相关法律不能再缺失。2006年世卫组织的《控烟公约》在中国生效，然而至今6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国家层面的控烟规划和相关法律规定出台。这给了烟草业反对“警示图形上烟包”的底气，也催生了“控烟是在卖国”的狂语。
“控烟是在卖国”，这一雷语透出的荒唐逻辑很可笑，但其背后的未尽之语，其所道破的“天机”，却不可笑，甚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